特朗普在他的第二任期，即向全世界发动了猛烈的“关税战”。特朗普政府要解决的几个核心经济问题包括，促使制造业回流美国，和控制美国债务规模等。新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斯蒂芬.米兰在其“经济政策纲领性文件”《重构全球贸易体系用户指南》中指出“经济失衡的根源在于美元持续被高估，这阻碍了国际贸易的平衡，而这种高估是由对储备资产的刚性需求所驱动的。随着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美国为提供储备资产和充当防御保护伞而承担的负担日益加重，因为制造业和贸易部门承受了大部分成本。”
为从容应对特朗普政府发动的猛烈“关税战”，我们大致可以从短期和长期两个时间维度，分以下几个方面来具体考虑，并分别设计相应的政策工具：
一、稳增长和宏观政策工具
“关税战”在短期而言，必然会对我国经济增长造成困扰。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应“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今年赤字率拟按4%左右安排、比上年提高1个百分点”；并“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更大力度促进楼市股市健康发展”。宏观政策工具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实现经济增长、居民消费等的平滑，“熨平周期波动”，包括运用政策工具来平抑外部环境造成的“人为经济周期”。中国股市在遭遇最初的“关税战”冲击后，在相关政策工具的协调支撑下，也已回归相对平稳状态。如果“关税战”继续升级并危及金融稳定和今年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可以考虑继续提升财政、货币和金融稳定等相关政策的实施力度，以对冲外部负面冲击。
二、从短期和长期提振消费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业已把“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作为今年的首要工作任务。和其他主要国家相比，我国消费占GDP的比重仍处于较低的水平。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印发了《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在外贸受阻的情况下，更应该“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从短期来看，大力提振消费也正是对冲外部负面冲击的有力政策手段，以保证当年经济增长和就业目标的顺利实现。
平衡和调整出口拉动和消费拉动的增长模式，也是发展和改革的一个长期目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这次“关税战”同时也孕育着新的机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经济政策的着力点更多转向惠民生、促消费，以消费提振畅通经济循环，以消费升级引领产业升级，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支持扩大就业、促进居民增收减负、加强消费激励，形成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危中有机，化危为机。特朗普发起的“关税战”，必然会对外贸活动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但如能顺势实现化危为机，“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以增收减负提升消费能力”，则可以顺势将外部压力转换为改革的动力。
《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中指出，应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以增收减负提升消费能力；促进工资性收入合理增长，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拓宽财产性收入渠道。多措并举稳住股市，加强战略性力量储备和稳市机制建设，加快打通商业保险资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企（职）业年金基金等中长期资金入市堵点。而且，还可以通过财政政策提振消费，如“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视“关税战”的后续发展和严重程度，可以考虑安排特别国债进一步提振消费。而针对现在医保基金紧张等问题，也可以考虑发行专项债来补充资金缺口；稳步提升低收入人群的低保和社保水平，提升农村老人的养老金水平和养老保障，稳步提升人民的消费能力和福利水平。
三、以消费升级引领产业升级
我国当前的制造业产值已占到全球的30%以上，在总量上远超其他发达国家。但另一方面，从产品质量和所处产业链的位置来看，我国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国内企业普遍“内卷”严重，表现为过于强调压缩成本，但忽视产品质量的提升。同样，在外贸上，也往往以低价取胜，在取得大量出口业绩的同时，利润率却依然保持在较低水平，出口商和劳动者的收入难以得到有效提高，劳动者无法从经济发展和出口过程中获得更大收益，而且很容易引发进口国的不满和反制。
对于人民所关心的产品质量问题，尤其是药品和食品的质量问题，应加强消费品质量监管，大力提升监管水平，鼓励企业提高研发投入，与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整体目标相结合，“加快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以质量提升实现“反内卷”，大力发展提升新质生产力。危机无疑是一把“双刃剑”。在这次“关税战”威胁之下，应积极引导企业从低质量“内卷”转向科技创新和产品质量提升，从而走出“低质量出口陷阱”，进行有效的产业升级，打造更多的国际性品牌，努力提升我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控制力，提高企业的整体盈利能力和劳动者收入水平，最终实现劳动者工资和福利的可持续增长。
四、顺势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团队强调，“美元和国债作为储备资产，但其储备功能造成了持续的货币扭曲，并与不公平的贸易壁垒一起导致了不可持续的贸易逆差。这些贸易逆差摧毁了我们的制造业和许多工薪阶层家庭。”这背后的逻辑可以用“特里芬困境”来描述：当外国想持有该国货币（全球储备货币）时，该国必须愿意提供额外货币供应，输出至国外以满足世界对于这个“储备”货币的需求（外汇储备），从而导致贸易赤字。特朗普经济智囊斯蒂芬.米兰进一步认为，美元的全球需求量大，其储备货币地位会对自身造成显著的外部性影响，最终导致美国制造业竞争力下降。
危中捕机，化危为机。国际货币体系的系统性缺陷愈发凸显，我国则迎来了重大机遇和新的挑战。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成为国际货币的主要决定因素，一般包括以下方面：货币发行国的经济规模和贸易体量，货币发行国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国际投资者对该国货币的信心，以及包括经济规模效应、使用的路径依赖等在内的外部性。当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规模逐渐变小时，“特里芬困境”就会愈发严重——美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相对下降，逐渐无法匹配其全球储备货币地位，无疑也是这次“关税战”的深层肇因之一。因此，随着中国经济的稳步崛起，人民币国际化本质上也符合国际货币体系未来调整的正确方向。
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在汇率定价机制方面，应继续深化我国汇率市场化改革。当人民币的市场化程度逐步加深、货币弹性和浮动独立性增加，将可以为世界各国提供一个新的、稳定而独立的货币锚，实际上也为世界经济提供了新的“公共产品”。这将通过市场力量自动吸引更多国家的货币与人民币增强联动关系，使得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地位自然得到进一步提升。还可以通过数字金融和数字人民币等新金融科技手段，加速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
国内金融市场的深化是一国货币国际化的先决条件。所以，还应进一步拓展我国金融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加速形成对内对外双向开放的金融体系，打造更加便捷高效的跨境投融资渠道。在债券市场方面，为国际投资者提供了更多投资渠道，推动人民币债券市场的国际化，逐步提高外资持有人民币债券的比例。而且，可以考虑将人民币债券市场深化和前述提振消费特别国债发行联系起来。
五、推动服务业发展
德国是以制造业立国的少数发达国家之一，其制造业占GDP比重高，高端制造业产品大量出口。然而，德国经济总量现在大致和我国头部两省GDP之和相当，与我国经济总量存在一个数量级的差距。虽然我们希冀以“德国模式”大量出口制造业商品，但客观上，随着我国经济体量的持续增长，世界市场也越来越难以容纳如此巨量的出口。
另一方面，服务业能够有效创造大量就业，其良性发展是保障民生、践行“人民至上”理念的重要基石。鲍莫尔（成本）病（Baumol's disease）常常为诟病服务业的一个重要原因。鲍莫尔认为，如教育、养老、表演艺术、饭店、养老和休闲等很多服务业都具有这一特征，整体上看，相对于制造业，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更难提高。正如在表演艺术市场上，相声总是至少需要两个人来演出，不能被资本或提高的生产率所替代。因而，随着制造业的生产率改进，服务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反而上升了，而且由于服务业的“拖累”，GDP的增长率会下降。但是，如果反过来看“鲍莫尔病”，服务业却可以以较低的部门GDP增长率更为高效的提供就业机会。本世纪初，8%的GDP增长率曾被认为是能够充分吸收新增劳动力的增长下限，但随着服务业的壮大发展，也许5%左右的GDP增长率就能够有效吸收每年新增的劳动力，解决好就业问题。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服务业。国家统计局的服务业分类里包括“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高端服务业本身就是经济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验发展、科技咨询服务等的充分发展，是高端制造和内生创新的重要前提。要促进高端制造的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要做好各方面的准备，打好基础。如机器人制造，必然离不开服务业中的软件业、计算机服务业。
在发达国家，博士毕业后大部分选择在业界工作——在学术界、公共部门之外的商业公司，实际上提供了大量的研发类高端职位。要让这些高端人才的研发技能得到充分施展，更好为国家创新发展服务，需要有导向的创造更多包括高端制造业、高端服务业在内的研发类、科技咨询类职位。
数字经济是指以数据资源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国家统计局《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将数字经济产业范围确定为：01数字产品制造业、02数字产品服务业、03数字技术应用业、04数字要素驱动业、05数字化效率提升业等5个大类。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是指为产业数字化发展提供数字技术、产品、服务、基础设施和解决方案，以及完全依赖于数字技术、数据要素的各类经济活动。除去数字产品制造业外，数字经济与服务业的交集和交叉更为广泛，包括平台经济、新媒体、物流等等。在《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中特别指出，应支持新型消费加快发展；深入实施数字消费提升行动，大力培育品质电商；开展“人工智能+”行动，促进“人工智能+消费”，加速推动自动驾驶、智能穿戴、超高清视频、脑机接口、机器人、增材制造等新技术新产品开发与应用推广，开辟高成长性消费新赛道。
在数字和智能经济发展方面，从数据要素、数字技术科研到有效的数创产品，还应努力探索和完善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有组织科研+有组织成果转化”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机制。我国的（国际）论文发表总量及高被引论文数量已经达到世界首位，北京市也早已在全球自然指数城市（即以城市发表的科技论文总量来计算各城市自然指数）排名中遥遥领先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但在成果转化方面还明显弱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因而，可以借鉴硅谷等地的成功发展案例，给予科研人员和供数方足够的经济激励，满足机制设计的激励相容原则，比如按照各方实际贡献包括数据要素的价值具体实现对最终收益进行合理分配，以促成科研院所、供数方与数创企业的深度稳定合作，更好的实现科研成果到产品和GDP（增长）的有效转化。
总之，面对特朗普政府发起的“关税战”，我们的政策应对当遵循“宏观周期平滑”和“渐进改革”的总原则。一方面应努力通过宏观政策“熨平周期”，以减少不利外部冲击的短期影响；另一方面，危中捕机，灵活因应，并以此为契机完成渐进的自身结构调整和改革，为我国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铺平道路。
来源：《现代金融导刊》
谢丹夏：黄色直播app-黄色直播在线
经济学研究所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