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眠社会学：现代社会睡眠危机的社会学回应
鉴于现代社会广泛的睡眠危机以及睡眠对人民健康和社会福祉的重要作用，睡眠亟待得到社会学界的关注。本文旨在系统梳理和介绍睡眠社会学这一新兴领域，构建分析框架，并在身体和自我、社会互动及关系、劳动生产、政治与社会治理、社会不平等、医学化与健康化，以及数智社会等七个方面综述相关研究进展。在此基础上，文章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反思，展望未来研究方向，并讨论中国语境下睡眠社会学可能的研究创新与学术贡献。睡眠社会学不仅拓宽了社会学的理论视野与分析边界，也为审视既有研究议程提供了新的线索与视角，有助于增强公众的睡眠健康意识，促进睡眠友好型社会的建设。
一、问题的提出：睡眠社会学是什么？
在传统社会学的宏大叙事中，社会行动者往往被隐含地预设为清醒且有意识的主体，社会的图景似乎总是在个体处于清醒状态的前提下得以构建与呈现。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睡眠尽管占据人类生命约三分之一的时间，是每夜不可回避的生存实践，却常被视为非社会性的、无意识的生理现象，没有得到严肃的社会学关注。社会学的想象力提示我们穿透那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日常表象。正是在此理论自觉之下，睡眠社会学逐渐兴起，它把睡眠带回到社会学的研究视野中来，致力于揭示睡眠所蕴含的丰富社会意涵。正如威廉姆斯（Simon J. Williams）所指出的，“如果睡眠问题没有得到关注与讨论，那么人们生活的三分之一将缺失于社会学研究视野，或者社会学的工作只完成了三分之二”（Williams,2005:4）。
睡眠社会学的开创性探索包括奥伯特（Vilhelm Aubert）和怀特（Harrison White）、施瓦茨（Barry Schwartz）以及泰勒（Brian Taylor）等人的研究（Aubert & White，1959a，1959b；Schwartz，1970；Taylor，1993）。其中，施瓦茨于1970年在《社会学季刊》（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上发表文章，正式提出了“睡眠社会学”（sociology of sleep）这一概念（Schwartz，1970）。他强调了睡眠的“周期性缓解”（periodic remission）功能，以睡眠角色为分析视角，论述了睡眠的社会嵌入性，将睡眠明确纳入社会学的分析范畴与理论关切（Schwartz, 1970）。威廉姆斯是睡眠社会学的重要奠基人，其专著《睡眠与社会》（Sleep and Society）是首部从社会学角度对睡眠进行系统考察的著作，确立了该领域的基本研究方向（Williams，2005）。睡眠社会学的发展得益于一批学者的持续耕耘，例如，希斯洛普（Jenney Hislop）与阿伯（Sara Arber）揭示了睡眠的性别不平等（Hislop & Arber，2003a，2003b），梅多斯（Robert Meadows）强调睡眠是嵌入社会关系的协商实践（Meadows，2005），科文尼（Catherine Coveney）关注睡眠的医学化进程（Coveney et al.，2019），埃里克·徐（Eric L. Hsu）将睡眠作为衡量社会加速现象的重要指标（Hsu，2014）等。在学术共同体建设方面，英国萨里大学成立的睡眠社会学研究小组汇集了阿伯、梅多斯、海因（Christine Hine）与文恩（Susan Venn）等学者，研究重心包括成瘾康复中的睡眠、数字时代的睡眠、睡眠的社会分布模式等议题。这一系列努力推动了睡眠社会学的学科化进程。
尽管“睡眠社会学”这一概念逐渐被使用，但学界对其学科定位仍存在一定分歧，即睡眠社会学应该被理解为运用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睡眠的分析视角，还是社会学研究新的分支学科？一种观点认为睡眠与绝大多数社会学研究领域息息相关，建议在整个学科范畴内培养对睡眠议题的普遍关注与敏感性，以社会学视角探讨睡眠的社会维度（Williams，2005：171）。另一种观点认为睡眠社会学是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其致力于识别、描述并解释生理需求与社会约束在个体内部及个体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睡眠现实的社会建构与诠释过程，从而提供一种关于睡眠的社会学（a sociology of sleep）和一种面向睡眠的社会学（a sociology for sleep）（Meadows，2005）。本文主张将睡眠社会学界定为社会学的一个新兴分支学科。睡眠并非其他社会过程的简单伴生，而是具有自身运行逻辑与社会后果的社会事实。
本文认为，睡眠社会学是利用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和分析方法，探究睡眠行为和模式如何受到社会结构与文化环境的塑造，以及睡眠状况如何反映并影响个体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表现的社会学分支学科。睡眠社会学建立在以下核心命题之上。第一，睡眠并非纯粹的生物学事实或私人领域的个体事务，而是深度嵌入在社会生活之中，具有社会属性。人们的睡眠方式、睡眠时间、睡眠地点、睡眠伴侣以及人们赋予睡眠的意义都是社会结构、文化环境和历史因素的产物（Williams，2008）。第二，睡眠并非既定的静态结果，而是在特定社会关系与制度情境中，经由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协商与权力博弈，持续被生产和建构的过程性实践。第三，睡眠与清醒活动之间存在辩证的互构关系。个体的睡眠是其社会生活状态的投射，而睡眠也会反向影响个体社会功能的发挥。
睡眠社会学的元问题是“睡眠的社会性何以可能”。它旨在探究睡眠这一通常被视为高度私密化的生理现象，如何在多维社会力量的作用下被塑造与建构为社会事实。睡眠社会学的分析需同时关照经验现象与符号表征、物质基础与文化规范、微观个体与宏观制度等多维度的辩证关系（Williams & Bendelow，1998：186）。在既有研究基础上，本文尝试提出一个整合性的睡眠社会学分析框架（见图1），该框架由微观的具身体验层、中观的互动协商层、宏观的结构制度层，以及渗透性的话语技术层这四个分析层次组成。下文将详细阐述各层次的核心研究问题、主要理论视角及解释逻辑。
具身体验层的研究关切在于，睡眠作为一种具身体验，如何被个体感知、诠释与呈现。研究对象包括个体在睡眠中的生理感受、意识状态、能动性与脆弱性等。该层次的研究主要依托现象学与身体社会学的理论传统，常采用具身化（embodiment）的分析视角，强调身体并非被动的生理客体，而是个体理解世界与建构意义的重要媒介（Merleau-Ponty，2012）。相关研究通过对身体经验、感知结构及反身性意识的剖析，注重揭示睡眠如何在主观经验领域中被组织并赋予意义，进而参与个体自我认同的建构与日常生活秩序的维系。
互动协商层的研究问题是，睡眠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如何在互动过程中被协商、管理与赋予意义。该层次关注睡眠在同伴、伴侣、亲子等关系网络中所引发的关系调适、意义建构与权力博弈。相关理论视角主要包括符号互动论、拟剧论与角色理论。符号互动论（Blumer，1986）为理解睡眠的意义建构提供了重要理论视角。根据该理论，睡眠的意义并非自然给定，而是在具体的社会互动中，经由情境定义与符号诠释而不断被建构。例如，失眠不仅是一种生理体验，还常被转化为一种社会符号，成为个体获取关怀、表达压力或规避责任的策略性手段。同时，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拟剧论为理解睡眠的社会表演性提供了启发（戈夫曼，2008）。该理论视角下的睡眠社会学研究关注个体如何运用“印象管理”策略，在“前台”与“后台”的区分下调控睡眠的可见性与时机，使其成为维系社会形象与管理互动边界的实践资源。例如，个体在同伴面前维持规律作息以展演健康自律的“前台”形象，却在独处的“后台”情境中熬夜“追剧”以暂时悬置社会期待、满足个人需求。此外，角色理论（默顿，2008）可以帮助理解个体在社会生活中承担的多重角色对睡眠的影响。该理论视角下的睡眠社会学研究关注个体如何在角色冲突中结合内化的角色期待与价值序列，对相互竞争的作息要求进行价值排序与优先性协调。例如，员工、父母与伴侣等角色常对时间与精力提出竞争性要求，迫使个体采取推迟睡眠、碎片化休息、责任转移等方式予以应对。
结构制度层的核心研究关切在于，睡眠如何受到宏观制度力量与社会结构性因素的塑造，并如何在此过程中反向参与社会秩序的运行、权力关系的运作以及社会不平等的再生产。该层次的研究将睡眠置于宏观制度结构中加以考察，强调睡眠嵌入在劳动体制、公共政策与风险治理之中，其机会、质量与意义被持续性地建构。相关理论视角主要包括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视角、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规训与治理术理论，以及社会分层与不平等理论。政治经济学路径下的相关研究旨在揭示资本积累逻辑与劳动制度如何将睡眠塑造为一种可配置、可剥夺的社会资源，关注劳动者的休息时间如何被纳入生产关系之中，服从于劳动时间延长与剩余价值生产的要求，从而削弱对睡眠作为社会再生产必要条件的保障。福柯的理论为理解现代社会中睡眠如何成为权力介入与生命治理的对象提供了重要启示。根据规训理论，学校、工厂、军营等机构通过严密的时间纪律与空间安排，将个体的睡眠行为纳入规范化、可监督的秩序体系，从而生产出作息规律、可管理的驯顺个体（福柯，1999）。治理术理论（福柯，2018）视角下的睡眠社会学研究关注国家、组织及专业权威如何通过公共健康政策、风险话语与科学知识，将睡眠塑造为关乎人口健康、生产力与社会稳定的治理议题，引导个体将睡眠纳入自我管理与调控实践。社会分层与不平等理论视角下的相关研究则关注睡眠机会与质量的差异性分配。睡眠在社会经济地位、性别与种族等维度上呈现明显的社会差异，弱势群体因结构性制约而面临系统性的睡眠剥夺。睡眠不平等既是社会结构作用于个体生活条件的体现，也会反过来通过影响个体的身心健康与社会功能，参与社会不平等的再生产。
话语技术层的研究问题是，医学话语、健康意识形态与数智技术如何渗透并重塑前述各层次的睡眠实践。该层次的研究凸显睡眠的知识与技术建构面向，关注睡眠如何被医学权威、市场逻辑与算法治理重新定义。医学化（medicalisation）理论为理解这一过程提供了重要视角，相关研究关注睡眠如何被纳入医学范畴，并通过诊断标准、治疗路径和健康倡导，被建构为需要医学干预的身体领域（Conrad，1992）。此外，数字社会学相关理论（赵一璋、王明玉，2023）为理解睡眠在数智社会中的技术性重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例如，算法治理视角下的相关研究关注平台算法如何通过时间指令、任务调度与即时连接机制，模糊工作与休息的时空边界，将睡眠重塑为一种受平台逻辑支配、可被灵活压缩或中断的弹性资源。量化自我理论（Lupton，2016）视角下的睡眠社会学研究则关注睡眠追踪设备等技术物如何通过指标化评估与反馈系统，将原本模糊的身体感受转化为可视、可比且可干预的数据形态，并以此介入并重构个体对睡眠的感知与管理实践。
睡眠社会学的创新意义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睡眠社会学突破了传统社会学过度依赖清醒行动者预设的局限，使社会学分析的行动者不再局限于清醒主体，而是处于清醒与睡眠连续谱中的具身存在，推动了社会学对“完整社会人”的分析转向。其次，睡眠社会学延展了社会学分析的时空边界，将研究视野从白昼、公共领域延伸至夜晚、卧室等更具私密性的时空，揭示社会秩序的维系不仅依赖于行动者清醒时的实践活动，而且离不开睡眠的运作机制。最后，睡眠社会学丰富了能动性的理论内涵，将围绕睡眠展开的微观实践纳入分析，表明能动性并非仅存在于行动者清醒时的理性行动，也生成于身体化协商之中。由此，睡眠社会学不仅补充了社会学对社会生活的理解图景，而且推动了对传统社会学理论预设的反思与分析框架的拓展，同时可为审视社会学既有研究议程提供新的线索与视角。
睡眠社会学同时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睡眠社会学的兴起回应了现代社会日益严峻的睡眠危机。几乎所有已知物种都需要睡眠或休眠，但人类是唯一会主动进行系统性自我睡眠剥夺的物种（Walker,2017）。然而，在进化过程中，人类并未发展出足以抵御睡眠剥夺负面影响的自我保护机制。由于大规模的睡眠剥夺，现代社会正在经历一场广泛的睡眠危机。从社会的全天候运转，到数字技术对夜晚的深度侵入，再到加速社会中个体普遍承受时间焦虑，睡眠不断被挤压，成为社会变迁、经济发展和技术变革的牺牲品。根据《中国睡眠研究报告2022》，2012—2021年，中国居民的平均睡眠时长从2012年的8.5小时缩减到2021年的706小时，减少了近1.5小时，入睡时间推迟了两个多小时（王俊秀等，2022：233）。全球性的睡眠赤字已成为严峻的健康挑战与社会问题。睡眠不足与睡眠障碍不仅会增加慢性疾病的患病风险，还会通过诱发疲劳驾驶与作业事故等威胁公共安全，也会因造成生产力损失和医疗花销增加进而加重社会经济负担。睡眠社会学可为理解现代社会睡眠危机的社会成因提供关键视角，并为构建科学有效的干预方式提供社会学的学理支撑。同时，通过揭示睡眠对公众福祉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它有助于增强公众的睡眠健康意识，为构建睡眠友好型社会提供知识与价值指引。
二、睡眠社会学的七大研究主题
基于前文提出的分析框架，本文接下来将围绕七大主题系统梳理睡眠社会学的主要研究进展。
（一）睡眠与身体和自我
具身化是现象学与身体社会学的重要概念。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批判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提出具身化概念，强调身体并非心灵的被动载体，而是认知与经验得以展开的能动基础（Merleau-Ponty，2012）。从具身化角度来看，睡眠与身体的感知和功能紧密相连，影响个体的社会互动与生活质量。睡眠与身体和自我的研究议题主要包括：睡眠是隐性的具身模式，睡眠具身模式的不同类型，个体在睡眠情境中的能动性，睡眠状态下具身行动者的脆弱性和危险性等。
睡眠是一种隐性的具身模式，涉及清醒意识的丧失和从主体间世界中的部分抽离。莱德（Drew Leder）在对“缺席身体”（absent body）现象学研究中指出，睡眠可被视为一种深度的身体消失或退出主体经验的状态，丧失世界意识是所有睡眠阶段的共有特征（Leder，1990：57）。尽管梦是睡眠中最能恢复经验过程的部分，但其实现以先行切断与清醒状态的牵连为前提。睡眠同时是一种临界状态，人们在睡眠时并未与主体间世界完全隔绝。睡眠具有可逆性，并对外界刺激表现出敏感性和选择性反应，呼唤个体名字或制造巨大噪音等方式能够将个体从睡眠状态中唤醒。
对不同类型的睡眠具身模式的讨论，为理解个体经验层次的睡眠问题提供了基础。梅多斯提出了睡眠的四种具身模式：一是规范性睡眠具身，涉及睡眠相关的社会和科学规范，如健康睡眠的标准界定、适宜的睡眠时间与场所、睡眠药物的安全使用以及身体控制等问题；二是实用性睡眠具身，关注睡眠与次日预期表现的关系，以及个体在面临相互竞争的角色、限制和优先事项时的睡眠管理策略；三是经验性睡眠具身，涉及个体对睡眠的主观体验，如感到疲倦或神清气爽；四是生理性睡眠具身，指向睡眠不可化约的生物性基础，即身体感知到的睡眠需求（Meadows，2005）。个体的睡眠实践往往表现为对某些睡眠具身模式的优先考虑，而这一过程嵌入在更广泛的社会情境与互动协商之中。
个体在睡眠情境中的能动性有别于清醒状态，主要以具身互动的方式呈现。扎欣（Dana Zarhin）的研究揭示了睡眠交互具身性（sleep interembodiment），即睡眠伴侣之间身体体验的交织、互构，催生出两种不同类型的能动性（Zarhin，2020）。一是物质性能动性，该视角强调身体作为能动实体，能够通过物理方式干预他者行动，从而影响事态发展。例如，睡眠者的打鼾、翻身等动态会影响伴侣的行动与体验。二是反思性能动性，此观点将能动性视为意向性与反思性驱动的创造及主张能力，此类能动性在深度睡眠阶段显著减弱，但会因伴侣的行为反馈、家庭责任及道德规范等因素而被重新激活。例如，当打鼾对伴侣的生活质量造成干扰时，伴侣可能归咎于打鼾者，并促使其采取应对措施。此外，扎欣等人发现与宠物同睡会重塑互动者的具身体验，这种同睡实践伴随着对宠物“人格性”的建构，即人们将宠物视为子女或替代性伴侣（Zarhin et al.，2022）。
睡眠状态下的具身行动者因能力受限而变得脆弱，并蕴含潜在危险。威廉姆斯对睡眠状态下自我与他人的具身脆弱性和危险性进行了探讨。这种脆弱性和危险性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外部威胁的暴露，睡眠使个体暂时丧失清醒时的警觉与防卫能力，易成为他人侵害的对象，如盗窃者常趁人熟睡时行动；二是自身的内在伤害风险，个体在睡眠中可能遭遇噩梦、睡眠瘫痪等不适体验，以及睡眠呼吸暂停等健康风险；三是对他人的潜在威胁，如梦游症患者可能会在睡梦中伤害他人（Williams，2007a）。
（二）睡眠与社会互动及关系
睡眠是个体在社会行动中缓解压力的重要方式。如果个体无法通过睡眠等方式定期性地暂时退出社会行动及其规范性要求，那么社会生活本身将变得极具消耗性，使人感到疲惫甚至难以忍受。帕森斯（Talcott Parsons）表示：“社会行动本身包含着各种张力，并且必然面临着各种形式的阻力与纪律约束。这一事实构成了诸如努力与休息、纪律与释放等多种节奏性循环的基础。睡眠无疑是释放张力最基本的形式之一，尽管它具有生物学基础，但仍受到社会互动的深刻影响”（Parsons，1951：396）。在睡眠期间，个体得以暂时脱离日常生活的压力与要求，从而获得精神上的舒缓。
睡眠作为一种社会状态或资源，在社会互动中具有多维性。根据戈夫曼关于公共场所社会参与的论述，睡眠在不同情境下可被视为主导性或附属性参与（Goffman，1963：43）。主导性睡眠参与是指个体将睡眠作为主要目标的行动；而附属性睡眠参与是指，在以其他活动为核心的情境中，睡眠作为一种衍生行为，个体会为实现主要行动目标而在适当时刻放弃睡眠，如长途旅行中的短暂打盹（Williams，2005：76）。在互动情境中，睡眠是一种宝贵的社会资源，如表达困倦或需要早睡能够帮助个体从夜晚的社交活动中抽身离开，而睡眠不足常被用来解释社交状态不佳。生理意义和社会意义上的睡眠并不总是一致，个体可能出于特定目的而假装睡觉，利用社会对睡眠状态的固有认知来在互动过程中获得优势（Williams，2007b）。
睡眠嵌入在社会角色和关系网络中，需要经过社会协商和调节，涉及睡眠者与其他社会成员关于睡眠安排的期望和共识。以关系类型为分类依据，睡眠与社会关系的研究议题主要包括睡眠与同伴关系、睡眠与家庭关系（伴侣关系与亲子关系）。在同伴群体中，个体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与其睡眠状况密切相关，那些扮演小群体间桥梁角色以及受欢迎程度较高的个体往往承担着睡眠时间缩短的隐性成本，而处于孤立位置的个体则面临更高的失眠风险（Li et al.，2019）。睡眠不足在社会网中存在集聚现象，个体的睡眠行为会受到其所处社交圈内其他成员睡眠状况的影响（Mednick et al.，2010）。
家庭关系作为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人们的睡眠息息相关。从伴侣关系视角理解睡眠的研究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关系的结构。有伴侣者的睡眠状况通常优于单身、离异或丧偶者的睡眠状况。这可能是因为伴侣会对对方的生活方式施加社会控制，鼓励健康行为并制止不健康行为（Umberson et al.，2018），而且伴侣提供的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有助于改善个体睡眠。二是关系的质量。美满的婚姻可能会带来较好的睡眠，而不幸的婚姻可能引发睡眠问题（Chen et al.，2015）。三是健康习惯的同步性。夫妻在卧床时间、睡眠潜伏期、觉醒时间等方面表现出同步性，其睡眠时间和睡眠质量存在共变现象（李晓谕、李振宇，2024）。
从亲子关系视角理解睡眠的相关研究也主要涉及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家庭结构。与双亲家庭的儿童相比，单亲家庭的儿童更难有固定的上床睡觉时间和睡眠仪式，并面临更多的睡眠问题（Nilsen et al.，2022）。二是关系的质量。和谐的婚姻关系与亲子关系有益于儿童的睡眠，而婚姻冲突会加剧儿童的睡眠问题（Kelly & El-Sheikh，2011）。暴力性或虐待性的家庭关系会损害儿童睡眠质量并增加其成年后出现睡眠问题的风险（Brown et al.，2022）。三是哄睡育儿方法。父母在育儿过程中坚持一套固定的睡眠仪式，能够有效改善幼儿睡眠质量并促进睡眠发育（Staples et al.，2015）。
（三）睡眠与劳动生产
韦伯（2018：307-308）在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述中指出，浪费时间在新教教义中被视为致命的罪过，新教伦理将勤奋工作奉为基本美德，倡导个体持续投身于体力或脑力劳动，通过事业成功来证明精神救赎。睡眠无疑是这种工作伦理下的牺牲品。现代工作文化常将睡眠边缘化为可牺牲的个人需求，甚至将睡眠不足“勋章化”，视其为职业忠诚与献身精神的象征。睡眠相关的劳动生产研究议题主要包括工作安排和工作压力等因素对睡眠的影响；睡眠与劳动者的工作表现和职业安全的关联；将睡眠纳入工作实践的现代黄色直播app等。
睡眠与工作存在双向互动关系。首先，工作日程安排对劳动者的睡眠状况会产生直接影响。马克思（2004：306）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资本把积蓄、更新和恢复生命力所需要的正常睡眠，变成了恢复精疲力竭的有机体所必不可少的几小时麻木状态”。资本通过强化劳动时间控制以追求剩余价值的最大化，劳动者的睡眠时间持续被压缩。在现代社会中，资本对劳动力的时间剥削持续深化，表现为工作时间不断延长、工作与生活界限日益模糊，以及弹性工作制与零工经济逐渐消解“夜晚”概念，从而造成劳动者睡眠时间缩短与入睡困难加剧。此外，轮班工作对劳动者睡眠的不利影响尤为严重。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中表示：“可耻的夜工制……任何白天的睡眠都代替不了夜间休息这样经常的剥夺……整个神经系统受刺激，因而身体整个地衰弱下去，这就是这种劳动的必然结果”（Engels，2022：154）。倒班工作通过剥夺劳动者的睡眠并扰乱正常的睡眠—觉醒周期，增加其罹患睡眠障碍的风险，并对其身心健康造成损害。世界卫生组织已将夜班工作列为2A级可能致癌物（IARC Monographs Vol 124 group,2019）。
其次，工作相关的社会心理压力是影响劳动者睡眠的重要风险因素。睡眠是产业工人在流水线工作中的个体化时刻，表现为规律作息、拖延入睡、难以入眠、主动少睡等模式，这些适应策略反映了他们面对工作压力时建构主体性和寻求认同的努力（陈纬等，2023）。工作中的社会支持、高自主性和组织正义等积极因素与良好的睡眠质量相关，而高工作要求与低自主性、努力与回报失衡、欺凌与工作不安全感等压力因素则是睡眠障碍的风险来源（Linton et al.，2015）。劳动者在工作领域面临的压力还可能外溢到家庭，引发工作与家庭冲突，造成劳动者睡眠时间缩短（Maciejewski & Tuppat，2025）。此外，就业不稳定性会通过加剧个体的主观不安全感，损害其睡眠质量（Mai et al.，2019）。
再次，睡眠对劳动者的工作表现和职场安全起着重要作用。优质的睡眠能够优化个体认知资源，包括增强动力、自控力和专注力，进而改善劳动者的工作表现和提高工作绩效（Henderson & Horan，2021）。睡眠不足会削弱工人的认知功能、警觉性和决策能力，进而增加职业事故风险。睡眠不足正日益成为一种重要的工作风险，如司机疲劳驾驶引发交通事故、医生睡眠不足导致医疗差错和建筑工人瞌睡造成操作失误等。这些问题不仅危及从业人员的健康与安全，更关乎公众整体的安危。
最后，将睡眠纳入工作实践体现了睡眠与现代黄色直播app的融合。睡眠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资本扩张的对立面，它正以更加积极和富有成效的方式被重塑为现代工作时间、工作文化和工作伦理的“盟友”或保障者（Williams，2011：35）。企业界正逐渐认识到将睡眠管理整合进其整体战略的重要性，通过引入短暂的休息制度和专设的午睡空间等睡眠友好型措施，来优化人力资源管理和提升企业绩效。企业管理层有必要转变对工作场所小睡的污名化观念，以增进员工福祉、提高组织生产力水平。工作场所小睡考虑了生活负担过重员工的需要，但其本质上是一种将睡眠作为工作资源的企业策略，旨在更高效地利用员工创造价值。当然，企业对员工睡眠管理的重视程度并不均衡，睡眠在许多工作场所仍然是一个边缘化议题。
（四）睡眠政治与社会治理
福柯的规训理论指出，现代社会通过精细化的纪律技术实施权力，对个体的身体、行为乃至思想持续进行分解、监控与控制，从而塑造出符合特定社会规范和秩序要求的驯顺个体（福柯，1999：155-156）。睡眠逐渐被纳入社会规训体系之中，其开始与结束的时间、持续的时长、发生的场所乃至是否“正常”都受到制度性和文化性力量的约束。威廉姆斯认为，睡眠具有彻头彻尾的政治性，睡眠与权力、权威和专业知识紧密交织,并构成社会政治议题生成与制度实践展开的重要场域（Williams，2011：ⅹ）。睡眠是后现代政治权力关系的棱镜，并作为一种强有力的隐喻和载体调动人们对社会结构和生命经验的关切与焦虑。睡眠政治的范畴远超出正式的政治领域，它涉及身体治理的关键政治议题，具有生命政治性。睡眠相关的政治议题主要包括睡眠管理中的权利、责任与风险，睡眠权利的尊重和维护，睡眠与公共政策，等等。
首先，睡眠管理中的权利、责任和风险是后现代身体治理的重要内容。威廉姆斯在对睡眠角色的讨论中指出，睡眠者的权利包括在睡眠期间暂停履行日常角色义务、不受非紧急情况下的干扰以及保持清醒时的角色身份；而睡眠者的责任包括遵循睡眠时间的一般模式，以及在私人空间使用床或类似设备进行睡眠（Williams，2005：74）。个人具有保证自身获得充足睡眠的责任，以避免在日常生活中出现可能危及自身和他人安全的嗜睡或过度疲劳状态，从而降低潜在的风险。睡眠相关的权利和责任并非固定不变的角色规定，而是需要个体在特定情况下去争取，并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进行重新谈判和协商。此外，睡眠行为的正当性具有情境性和动态性，受到时间、地点及文化规范的影响。例如，个体在工作或上课中打瞌睡常被指责，而在私人空间或规定的休息时间内睡眠则被认可，这体现了社会对不同情境下睡眠行为的差异化规范。
其次，睡眠是人类维持生命活动的基本身体需求，对个人的健康、福祉和社会参与至关重要，因此睡眠应该被视为一项基本人权。保障睡眠者的安全是国家的一项基本职责，这既包括采取措施防止实际危险，也包括打消睡眠者的安全顾虑，这些过程体现了对睡眠与安全之间关系的构建（克拉里，2021：37）。睡眠这一基本人权可能由于多种负面因素而遭受侵犯。比如，露宿街头者、无家可归者面临恶劣的睡眠环境，由此产生的睡眠剥夺会恶化其身心健康并加剧贫困问题（Cheng，2021）。再比如，剥夺睡眠是监狱及审讯中摧毁主体性的手段之一。有研究表明，在巴格拉姆和关塔那摩监狱中，美军对囚犯实施长期的睡眠剥夺，这种审讯手段会损害被审讯者的认知能力，降低所获证词的可靠性，并不能提升审讯和调查的效能（El-Khoury et al.，2021）。
再次，睡眠与公共安全、教育政策、社会福利等公共政策领域存在关联。例如，在疲劳驾驶方面，睡眠不足会损害驾驶员的身体机能并提高交通事故发生的风险。同时，睡眠呼吸暂停也是驾驶员白天注意力、警觉性和执行能力下降的常见原因，从而威胁行车安全。在学校上课时间方面，适当推迟早上的上学时间有助于增加学生的睡眠时间，改善出勤率和学业表现；过早的上学时间会提高学生睡眠不足的比例，并对学业成绩产生不利影响（Dunster et al.，2018）。
（五）睡眠与社会不平等
人们的睡眠时间、睡眠地点和睡眠伴侣都是其社会地位、特权和所处的权力关系的重要体现（Williams，2005：75）。睡眠社会学中的不平等议题聚焦于睡眠在社会结构中的差异化分配，涉及社会经济地位、性别与种族等维度如何塑造不同社会群体的睡眠状况。同时，睡眠也可作为能动性载体，通过累积优势或劣势机制，反向参与社会不平等的再生产。
首先，社会经济地位在塑造睡眠中起着重要作用，不良睡眠状况是社会劣势条件的投射。睡眠差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健康的社会经济梯度。社会经济地位通过收入、教育、职业、居住条件等指标直接影响睡眠。在收入方面，低收入家庭以及面临经济困难的个体往往遭受睡眠时间不足、睡眠质量受损以及睡眠障碍增多等问题（Li et al.，2018）。高收入者通常拥有较好的睡眠状况，但他们也可能为了追求潜在的更高收入而牺牲睡眠时间，这种选择往往伴随着过度紧凑的日程安排。
在教育方面，受教育水平较低者更易出现睡眠不规律和睡眠时间不足，而受教育水平较高者更可能保持规律作息且睡眠障碍发生率较低（Whinnery et al.，2014）。教育水平与睡眠健康素养相关，高学历者更可能重视睡眠健康，保持良好睡眠习惯并主动改善睡眠。教育还可能通过影响个体的职业选择和财富积累来影响睡眠。此外，中国激烈的教育竞争可能加剧青少年的睡眠剥夺，尤其是在那些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中，子女因参与更多课外补习班而更容易出现睡眠不足的状况（赵青矣、吴英发，2023；李晓谕等，2024）。
在职业方面，职业地位较低的个体常常被迫延长工作时间，更易暴露于不利的工作环境之中，进而导致睡眠健康受损（Harknett et al.，2020）。低薪工人为了维持生计可能需要同时承担多份工作，这无疑会减少他们的睡眠机会。高职业地位者通常拥有灵活的工作安排以及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健康保障，从而更易维持睡眠健康。然而，在资本与数字技术的共同作用下，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青年群体面临时间分配紧张的困境，出现工作时间较长，而睡眠时间相对不足的情况（吴迪、顾金土，2022）。
在居住条件方面，住房面积、隔音效果、光照温度、空气质量等因素会直接影响个体的睡眠健康。居住在拥挤环境中的个体，更可能面临家庭成员间的相互睡眠干扰（Chang & Chiang，2022）。居住在隔音效果较差楼房的个体，更可能在夜间遭受噪音干扰。居住在安全性较低和环境较差的社区中，个体往往缺乏安全感，并面临更多的睡眠问题（Bassett & Moore，2014）。
社会经济地位还可能通过一些潜在机制间接地影响睡眠。一是自主性与控制力。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在时间安排、经济支出与生活环境等方面的掌控能力有限，常被迫压缩睡眠以应对多重压力，其睡眠自主性更易严重受损。二是心理压力与困扰。财务困难、工作不稳定和生活质量下降等压力源易引发劣势群体的焦虑与情绪困扰，从而间接造成睡眠障碍，而生活质量较高的个体通常会具有较低水平的压力与睡眠焦虑（刘娜、王俊秀，2024）。三是不健康生活方式。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更易形成吸烟、饮酒、不健康饮食、缺乏锻炼等行为习惯，这些习惯会对睡眠产生不利影响。四是医疗资源可及性。劣势群体缺乏足够的医疗保健资源，整体健康水平的下降与睡眠问题的诊治延迟相互叠加，会进一步加剧其睡眠困境。
睡眠不仅受到社会经济地位的塑造，也可能反向参与社会不平等的再生产。在劳动力市场中，充足的睡眠时间能够优化劳动者的表现和提升生产效率，从而将其转化为更高的经济回报（Costa-Font et al.，2024）。相反，长期睡眠不足或睡眠质量不佳会折损人力资本，损害个体的劳动表现，并制约其职业发展潜力，进而降低收入并限制社会流动机会。睡眠差异还可能在教育领域产生累积效应。青少年的睡眠不足、睡眠质量较差及日间困倦与学业成绩下降显著相关（Dewald et al.，2010）。这种由睡眠问题引发的学业表现差异，会进一步挤压弱势群体通过教育实现阶层跃升的有限空间。
其次，睡眠的性别不平等是睡眠不平等的另一个重要维度。睡眠是性别分层再生产的微观场域。在睡眠时间方面，女性在大多数生命周期阶段的睡眠时间略多于男性，这一差距可能源于性别化的工作与家庭责任分配，以及睡眠时间保护策略（Burgard & Ailshire，2013）。由于有偿工作对睡眠时间的挤出效应显著，男性因工作时间较长而导致睡眠时间相对较少；女性则常为承担家庭照料责任而减少有偿工作，并通过午睡或提前就寝等方式获得相对较多的睡眠时间。也有研究发现，女性在家务劳动中投入较多时间会压缩其睡眠时间（Pepin et al.，2018）。在睡眠质量方面，女性总体差于男性。为满足低龄儿童频繁的喂养和照护需求，女性常在夜间醒来进行母乳喂养并照料年幼子女，这使其睡眠时间减少、睡眠质量受损（Burgard，2011）。许多女性在夜间经历着隐形的“第四轮班”，她们在白天从事有偿工作、家务劳动和情绪劳动之后，仍需在夜间承担家庭照料者的责任，这种额外负担会损害其睡眠质量（Venn et al.，2008）。
在夫妻同睡行为中，男性更易忽视对伴侣睡眠的照顾，其行为更可能缺乏敏感性和责任感，这会减少女性获得睡眠资源的机会（Hislop & Arber，2003a）。威廉姆斯认为伴侣在卧室中存在争夺睡眠权利的微观权力斗争，这涉及关灯时间、床铺占用、夜间聊天等多个方面（Williams，2005：95）。伴侣可能是彼此睡眠权利或资源的“守门人”，女性在其中没有获得平等的权利。此外，男性打鼾通常会打扰女性睡眠，而女性往往为丈夫的鼾声寻找借口，被动地适应鼾声或者搬到另外的房间以获得更好的睡眠（Venn，2007）。夫妻同睡是夫妻间亲密关系的重要象征，分房睡则可能被视为夫妻关系紧张的表现。面对打鼾的伴侣，许多女性为了维持婚姻关系和谐，选择牺牲自己的睡眠质量。女性在维护家庭成员的睡眠健康和家庭幸福方面投入了大量体力和情绪劳动，从而导致女性整体睡眠状况比男性差。性别平等水平的提升对于改善男女双方的睡眠状况具有重要意义。在女性赋权程度较高的国家，男女普遍报告了较好的睡眠质量，且睡眠不宁的性别差异较小（Maume et al.，2018）。
最后，种族作为结构性因素也深刻影响着个体睡眠，不同种族的睡眠状况差异显著。相较于白人群体，非裔、西班牙裔等少数族裔的睡眠时间更短、睡眠质量更差，在睡眠障碍的诊断和治疗方面面临更多挑战。有研究发现，尽管少数族裔的平均睡眠时间普遍短于白人群体，但其主观睡眠困扰的报告率却相对较低（Grandner et al.，2010）。这可能是因为少数族裔在医疗服务过程中感受到的歧视或不尊重降低了其表达困扰与寻求帮助的意愿。非裔美国人面临社会经济地位较低、职场歧视、居住环境较差以及医疗资源获取受限等多重社会性因素的制约，这些因素对其睡眠健康具有负面影响（Grandner et al.，2016）。亚裔人士相对较短的睡眠时间与其本国文化中强调勤奋和刻苦工作的价值观密切相关。在该文化取向的影响下，学业和职业成就被赋予重要意义，许多亚裔人士常常主动压缩睡眠时间，以延长学习或工作时间（Kuula et al.，2019）。
（六）睡眠医学化与健康化
睡眠的医学化是指将原本属于自然生理过程的睡眠纳入医学框架。基于康拉德（Peter Conrad）的观点，这具体表现为在概念层面使用医学术语来描述睡眠问题，在制度层面采用医学方法和建议来管理睡眠问题，在互动层面，医生和病人注重以医学形式定义并治疗睡眠问题（Conrad，1992）。睡眠的医学化进程涉及睡眠障碍的医学界定、睡眠监测技术发展、睡眠药物研发、睡眠诊所和睡眠医学中心的建立等。与医学化进程并行的是睡眠的健康化趋势，即睡眠被建构为一种需个体主动管理和优化的健康资源，强调个体通过调整生活方式来改善睡眠。睡眠医学化与健康化的研究议题主要包括驱动睡眠医学化进程与睡眠问题社会建构的多种因素，睡眠问题的诊断与睡眠药物的使用，睡眠管理的医学化、健康化与个性化策略，等等。
睡眠医学化进程的动态变化以及睡眠问题的社会建构受到多种因素的驱动（Williams et al.，2013）。一是睡眠专家对睡眠医学知识的普及，以及将睡眠问题上升至公共健康和安全议题的努力。二是睡眠蕴含的商业利益。睡眠相关产品的制造商、零售商、健康服务提供商等围绕睡眠问题提供多元化解决方案，推动睡眠经济发展。其中，制药公司作为睡眠药物的主要研发和生产者，其影响力日益增强。三是媒体的修辞权威。媒体处于科学和社会的交界处，以特有的叙事方式报道睡眠医学进展，深刻地塑造着公众对睡眠问题的认知。尽管医学机构仍具专业权威，但媒体通过其“修辞权威”已成为影响公众理解睡眠问题的重要力量，公众日益依赖各类媒体获取睡眠健康信息（Kroll-Smith，2003）。四是个体睡眠健康意识增强，在睡眠医疗与健康市场中展现出积极的消费行为。
睡眠问题的诊断与睡眠药物的使用是睡眠医学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失眠的就诊诉求、临床诊断与药物处方的数量持续增长，反映了失眠日益医学化的趋势。尽管压力、悲伤或衰老是失眠的常见诱因，但其本质上并不具有医学属性。医生可能将失眠诊断用作对生活情境相关不适症状的医学简化，以此强化医学干预的正当性，但这削弱了诊断效力（Moloney，2017）。在医学权威下，自然生命历程与日常困扰正被持续转化为需要医学干预的问题。在睡眠药物的使用方面，安眠药是治疗失眠问题的常见初级保健处方药。面对睡眠障碍，许多人倾向于服用安眠药以辅助入睡和维持睡眠，然而其滥用会引发药物依赖性与耐药性问题。在觉醒药物方面，莫达非尼原先主要用于治疗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和轮班工作睡眠障碍等相关嗜睡症状。然而，在部分国家和地区，莫达非尼的使用正逐渐延伸至工作领域，一些使用者借助其药理作用维持清醒、提升绩效。随着睡眠相关生物医学技术的进步，人们能够通过药物调控睡眠，实现对身体的医学化塑造并影响个人表现，以符合社会文化期望（Coveney et al.，2009）。这种医学手段也伴随着药物滥用和成瘾问题，并可能对健康造成损害，因此我们需警惕技术滥用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个体的睡眠管理主要包括医学化、健康化和个性化三种策略。关于医学化策略，个体通过求助医生、接受睡眠监测或使用睡眠药物等手段，识别、诊断并治疗睡眠问题。关于健康化策略，个体进行自我睡眠教育，将健康睡眠的原则和实践积极融入日常生活。这包括规律作息、优化睡眠环境、调整饮食与运动习惯等。市场上的各类助眠产品，如特制床垫和枕头、白噪音机、睡眠香薰等，在技术物层面支持个体实现对其睡眠的精细化管理，推动睡眠健康向一种可干预、可优化的生活方式转变。在个性化策略方面，睡眠管理体现为个体主导的自我改善实践。希斯洛普和阿伯的研究发现自我导向的个性化活动是女性睡眠管理的隐性维度（Hislop & Arber，2003b）。为了有效履行家庭职责并应对睡眠困扰，女性可能在家中采取一系列个性化策略，包括洗热水澡、喝热饮、搬到其他房间入睡等。大多数女性的睡眠管理完全在个性化策略的范畴内进行。
（七）睡眠与数智社会
随着人类迈入数智社会，睡眠正经历一场根本性的重构。这一进程不仅体现为技术对睡眠的直接介入，而且意味着睡眠的社会意涵与实践方式的系统性转变。同时，睡眠数据也在公共治理、商业营销及医疗体系中流动，成为生命政治与数字资本交互作用的重要领域。在数智社会背景下，睡眠社会学研究具有广阔的发展潜力，本文难以在此逐一展开相关议题。下文以三个代表性议题为例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进行简述，这三个议题是：数字媒体使用对睡眠的影响，数智社会中劳动过程变革对睡眠的影响，数字技术发展对睡眠监测和管理的影响。
首先，数字媒体使用已成为影响个体睡眠健康的重要因素。数字媒体的过度使用与就寝时间推迟、睡眠时间缩短、睡眠质量变差以及睡眠障碍增加存在关联（Brautsch et al.，2023）。数字媒体使用主要通过以下机制影响睡眠（Cain & Gradisar，2010）。一是睡眠置换。数字媒体的过度使用会置换原本用于睡眠的时间，导致睡眠时间缩短。陈荣（2024）指出，睡前的数字媒体使用通过影响时间感知、诱发入睡延迟和引发睡眠时间偏移三种方式塑造新的时间结构。二是生理与心理唤醒。睡前使用数字媒体容易引发生理刺激与心理亢奋，增加入睡难度。三是屏幕光暴露。夜间接触来自手机、电脑等设备的屏幕蓝光，会增加入睡困难。四是电磁辐射。移动电话的电磁辐射可能会改变睡眠结构并延迟夜间褪黑素的分泌。
其次，数字技术催生的劳动过程变革对于睡眠具有深远影响。数字技术的发展带来了生产过程的深刻变革，这种变革包括新型经济形态的涌现、行业生产模式的变迁、劳动条件和劳资关系的重塑等（赵一璋、王明玉，2023）。在新型经济形态方面，以直播电商行业为例，昼夜颠倒、睡眠不足是部分网络主播的工作常态。而“直播睡觉”的直播形态则体现了睡眠在数智社会中被泛娱乐化的问题，网民通过观看这类直播来消费或享受睡眠所具有的娱乐价值。在劳动条件的改变方面，随着数字技术深度嵌入工作领域，许多职业要求员工保持全天候待命状态，这使得员工在夜间仍可能接收工作信息，进而压缩睡眠时间并损害睡眠质量。同时，数字平台的算法控制强化了对劳动效率的要求。基于消费者评价的奖惩机制促使劳动者承受高强度的工作和不规律的工作时间安排，这种由算法驱动的工作模式可能导致劳动者遭遇过度劳动、睡眠不足和身心疲惫等问题（Wood et al.，2019）。
最后，数字技术正在重塑睡眠的监测与管理方式，推动睡眠监测与管理从专业诊断走向日常化的量化自我实践。量化自我是指个体运用数字技术收集和追踪自我的身体数据，分析、反思其中的模式与趋势，并可能据此采取行为改变策略的实践（Lupton，2016：3）。睡眠是量化自我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体借助智能穿戴设备、移动应用等工具，在日常生活中持续监测和管理睡眠，形成区别于传统睡眠实验室或诊所监测与管理的新型自我睡眠实践。这种将睡眠监测从专业机构延伸至家庭的实践，标志着数字时代“睡眠2.0”的开端，个体在其中逐渐从被动的监测对象转变为睡眠数据的生产者、评估者与自我管理者（Williams et al.，2015）。睡眠监测产品包括基于接触式传感器的智能手环、脑电图记录头盔，以及非接触式的智能床垫、睡眠应用程序等。消费类睡眠监测技术的发展促进了睡眠研究在卧室环境中的开展，研究者可以利用居家睡眠监测技术对睡眠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三、睡眠社会学的研究反思和展望
在社会变迁中，睡眠不足和睡眠障碍已成为一种新型流行病，是现代社会的“缄默之痛”。所谓“缄默之痛”是指睡眠问题对公众福祉的伤害长期处于被忽视的状态。面对这种伤害，个体多以“忍耐”作为应对方式，而健康促进政策和行动对此也缺乏足够的关注和回应。鉴于现代社会广泛的睡眠危机，以及睡眠对人民健康和社会福祉的重要性，睡眠这一议题亟待得到社会学界的重视。本文详细介绍了睡眠社会学的七大研究主题，这些主题相互关联、交叉渗透，共同构成了一幅睡眠与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社会关系等方面紧密交织的复杂图景。下文试图总结现有睡眠社会学研究成果的主要特征，并展望未来研究方向。
首先，现有研究视野广阔、议题多元，基本涵盖了社会学的核心关切。然而，从整体来看，睡眠社会学仍处于起步阶段，诸多关键问题尚未得到充分回应，这为未来的研究留下了广阔的探索空间。未来的研究可在以下方向进一步展开：社会变迁与社会结构如何塑造睡眠模式，组织与制度情境中的睡眠治理，生命历程不同阶段的睡眠议题，风险社会背景下睡眠如何承载个体焦虑与社会压力，环境因素对睡眠的影响及其分布不平等，全球化与跨文化语境下的睡眠差异，数字化与智能化技术对睡眠的重塑等。
其中，生命历程不同阶段的睡眠议题尤其值得深入探讨。个体在整个生命历程中不断经历社会角色的转变，其睡眠模式也随之发生变化。在童年早期，个体睡眠模式受到父母照料方式与家庭结构的影响；在青少年阶段，个体晚睡晚起的生理倾向与学校早课制度之间产生张力；在成年与中年阶段，工作与家庭责任的叠加导致个体睡眠时间压缩；而女性在妊娠期和更年期因生理变化与性别角色而面临更高的睡眠障碍风险；在老年阶段，个体睡眠时间与质量普遍下降，代际支持与社会保障等社会因素进一步影响睡眠状况。
其次，现有研究在理论建构方面仍处于发展阶段，系统性的理论阐释尚显薄弱。部分研究尽管已借鉴角色理论、规训理论、医学化理论等社会学理论对睡眠现象进行分析（Schwartz，1970；Williams，2005；Moloney，2017），但多为对既有理论的延伸性应用，针对睡眠本身的概念化与理论建构仍显不足。未来的研究应在充分吸收经典社会学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炼睡眠社会学的核心概念并完善分析范式，逐步构建起既能回应睡眠的社会属性，又能对话广泛社会学议题的中层理论框架。
最后，现有研究主要依赖传统社会学方法，在方法创新方面仍有较大空间。传统的定量与定性研究方法虽有助于提供基础的分析框架，但面临覆盖范围有限、数据细节不足、难以长期动态追踪等挑战。随着数智技术的发展，新兴研究工具为睡眠社会学的方法更新提供了重要契机。例如，可穿戴设备与智能手机等智能终端为低负担、大规模的睡眠测量提供了新的技术条件，而人工智能技术则为睡眠模式识别、行为分析及复杂数据处理提供了方法支持。未来，睡眠社会学应积极整合新兴技术与分析工具，推动研究方法的创新发展。此外，鉴于睡眠兼具生理属性与社会属性，跨学科交叉应成为睡眠社会学的方法论自觉。睡眠社会学研究应多与睡眠医学、公共卫生、心理学等领域进行对话，构建综合性研究范式，以更全面地揭示睡眠现象背后的生物、心理与社会机制。跨学科交叉不仅有助于实现不同领域的理论互补与方法互通，还能推动形成更有效的干预策略与政策实践。例如，对教育部为保障中小学生睡眠而出台的相关政策效果评估，或对将医院睡眠门诊纳入医保体系的制度讨论，均需社会学视角与医学、公共卫生证据的协同支撑。
睡眠社会学的本土化尚处于起步阶段。当前中国学界关于睡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睡眠医学与公共卫生领域，而社会学视角的探讨相对有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睡眠研究报告》系列为学界把握中国居民的睡眠状况与问题提供了实证基础。近年来，社会学研究围绕若干议题展开积极探索，涵盖了睡眠与社会互动及关系（李晓谕、李振宇，2024）、睡眠与劳动生产（陈纬等，2023）、睡眠与社会不平等（吴迪、顾金土，2022；李晓谕等，2024），以及睡眠与数智社会（陈荣，2024）等方面，初步展现了睡眠社会学在中国语境下的发展潜力。未来的研究需立足中国独特的社会文化肌理与制度现实，致力于研究源自本土问题意识的创新议题，推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睡眠社会学。中国睡眠社会学的潜在研究创新与学术贡献至少可以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一是中国的社会制度与社会心态对睡眠实践的形塑机制。“内卷”与“躺平”作为两种具有代表性的本土叙事，折射出制度环境与个体身心之间的复杂张力。在教育竞争与“996”工作制等制度情境中，“内卷”现象强化了公共领域的竞争逻辑，对个体的时间安排与生理节律形成持续压力。睡眠时间的压缩是社会加速发展过程中个体付出的身心成本。当常规奋斗路径未必带来预期结果时，一些人选择“躺平”，降低竞争参与程度，回归对睡眠等基本生活需求的关注。“躺平”映照出一种以睡眠为载体的个体应对方式，即个体在结构约束中重新掌握自身时间与生命节奏的调适策略。
二是中国传统睡眠文化与现代性进程的碰撞与重构。中国具有悠久的午睡传统，但在现代社会效率逻辑与时间挤压的影响下，该传统正在式微。同时，中国拥有深厚的睡眠养生文化。睡眠在中医养生中被视为调节阴阳平衡、实现身心和谐的重要方式。例如，清代学者李渔的《闲情偶寄》中有“养生之诀，当以善睡居先。睡能还精，睡能养气，睡能健脾益胃，睡能坚骨壮筋”之说（李渔，2008：410）。探究传统养生文化与现代睡眠医学的互动整合，有助于揭示传统文化资源在现代健康治理中的创造性转化，为应对睡眠危机提供蕴含中国智慧的方案。
三是中国数智技术创新发展对睡眠实践的影响。中国数智技术的迅猛发展，为睡眠社会学提供了极具本土特色的研究场域与创新契机。以可穿戴设备、智能家居以及睡眠应用程序为代表的数智技术，正在重塑中国居民的睡眠实践。相关应用的核心在于将原本私密、主观的睡眠体验数据化与可视化，这一过程催生了以量化自我为特征的新型睡眠范式（Lupton，2016）。一方面，技术赋能个体进行精准睡眠监测与管理，有助于增强睡眠健康意识。另一方面，对睡眠数据的过度关注和依赖也可能引发数字睡眠焦虑，增加个体时间压力与自我优化负担。
对睡眠的社会学追问，最终指向的是对何谓“良善社会”的深层关怀。睡眠不仅关乎个体健康，而且与公共安全和利益紧密相连。在此重要议题的研究上，社会学者责无旁贷。睡眠社会学为回应这一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与分析工具。通过对睡眠这一日常且高度社会化实践的考察，社会学家能够揭示其中蕴含的权力机制、不平等再生产以及技术现代性对生命节律的塑造，从而为建设睡眠友好型社会提供学理支撑。睡眠社会学蕴含着巨大的研究潜力，该领域未来的发展有赖于更多学界同仁的积极参与和协同努力。
来源 | 《社会学研究》2026年第2期
作者 | 李晓谕、李园园
